古代的語言學有三大傳統：西方、中國和印度的傳統，其中西方 的語言學傳統對世界產生了全面、持久、深遠的影響。中國的荀子 （約公元前298—前238）認為，語言有社會性，事物的本質不決定事 物的名稱；事物的名稱屬于約定俗成。所以說：“名無固宜，約之以 命。約定俗成謂之宜，異于約則謂之不宜”（《正名篇》）。許慎的《說 文解字》（121）是用來考字、注音、釋義的詞書；《爾雅》（公元前2世 紀）是以“字義為綱”的類書；揚雄的《方言》是一部方言詞典。中國古 代的語言學有自己文字、訓詁和音韻三個傳統。近代的中國語言學 以馬建忠的《馬氏通文》（1898）為象征性起點，以大量借用西方語法 概念為特征。此后的語言學比較強調應用，例如推廣漢語普通話、制 訂漢語拼音方案、簡化漢字、少數民族語言調查、創制少數民族語言 文字等，對政府制定語言政策起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古代印度的波你尼在公元前4世紀就撰寫出8卷本的梵語語 法，準確、系統地描寫梵語語音，把單詞切分成詞根和詞綴，并列出詳 盡的構詞規則。在古代西方，希臘哲學家關注語言的起源問題，有的 認為語言是自然產生的，有的認為是約定俗成的。亞里士多德派的 “整齊論”認為詞形和語法結構有規則，語法形式和語義平行；斯多葛 派的“參差論”則認為詞形的單復數與語義的單復數不對應，語法性 別和自然性別也不一致（中國大百科全書•語言文字卷•語言學 條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公元8—12世紀的阿拉伯語言學家形成學派， 編出阿拉伯語詞典，為詞根和詞綴下定義，同時還研宄了土耳其語、 蒙古語和波斯語。